编者按
8月23-25日，由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尊龙凯时与再生资源研究院承办，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4年学术年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围绕“生态经济学研究中的思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碳排放双控转型新机制”“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构建大生态经济学体系”“绿色生产力”等12个专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期编发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研究员王胜的《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若干思考》。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若干思考
王 胜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研究员
一、站在新起点推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仍然不能有半点松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转折性变化。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总动员、总部署。《决定》15个部分60条，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门单列并用了3条进行详细部署。站在新起点，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征程上面临的挑战。从国际国内来看，有几个现象值得大家关注、思考：
一是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引发恶果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气温再创新高，自2023年6月以来，全球月平均气温已经连续14个月刷新最高纪录。印度罕见高温、中东大洪水、中国江西龙卷风破窗而入将一家老小卷下20多层高楼等罕见的气象灾害事件频发。多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1.5度温升的目标或将难以实现。
二是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壁垒为绿色低碳发展投下阴影。近年来，北溪2号管线爆炸、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局部军事冲突，战争过程以及战后重建无疑将拖累全球碳减排进程。欧盟碳边境税调节机制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绿色贸易壁垒。鉴于两党应对气候变化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和“退群”先例，美国大选结果将对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
三是前沿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增加了绿色低碳转型路径的不确定性。绿色低碳发展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能源领域一系列技术创新不仅触发了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快速替代，而且带动了汽车产业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和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增长。尽管海藻制氢、可控核聚变技术、二氧化碳生物转化技术等走近实现尚待时日，但一旦突破，将改写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超高速增长的用能需求。数实融合在向世人展现其无穷魅力的背后，是极速增长的能耗。截至2023年底，全球和全国投用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和3%。据《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披露，CHATGPT_3单次训练耗电量高达128.7万度，而CHATGPT_4单次训练能耗更是提升了百倍。据粗略估计，到2030年，全国智算中心年用电量在0.6-1.3万亿度，约占当年全社会用电量的5%-10%，智算带来的新增用电占全社会新增用电的27%以上。
五是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双高”项目的投资冲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新一轮环保督查情况通报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增长和税收压力，对于一些“双高”项目采取睁一眼闭一只眼的默认态度。
六是统筹能源保障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工作难度加大。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关键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难题。
二、开启新征程应把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最快的时间、最大的减排量实现碳达峰，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关键在于制度、体制和机制协同发力，尤其是应把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厘清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内涵。这里讲的制度，是狭义范畴，指的是政策规范和准则。所谓体制，是管理体制的简称，指的是管理当中的权力划分。所谓机制，指具体操作方式和执行手段。一般来说，制度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和刚性特点，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规则。机制具有动态性、针对性、复合性特点，是特定子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具体演化的过程。而体制则是有关权责划分的特定制度。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既包含制度、体制的变革，也蕴含着运行机制的创新。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新征程新起点，应更加重视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设计。十八大以来，在习总书记的亲自谋划、推动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建成，制度的笼子越织越密。既然制度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和刚性特点，那么，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自然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健全优化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上。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应充分借鉴机制设计理论的精髓。机制设计理论是由利奥·赫尔维茨等人创立，主要是研究在多重信息不确定条件下，如何设计一套机制来达到目标的理论，本质上是多主体博弈的“逆解”。这意味着，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设计，关键是要紧扣绿色低碳的具体目标，识别出利益相关方，通过一系列规则、信息来影响利益相关方决策的效用函数，使其“自愿”实现这一目标，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激励相容的问题。
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高效为总目标，针对特定发展阶段、特定约束条件、特定场景下的突出问题，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合力作用，形成可执行、可持续气候治理体系和机制，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积极探索和更大贡献。
第一，健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协同机制。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在制定绿色低碳政策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大沟通会商力度，加强污染防治攻坚战与国土空间绿化、低碳发展目标的衔接，加强能源、产业、交通、建筑、居民生活低碳转型目标的协同。摒弃“一刀切”的简单做法，科学分解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的差异性。推动目标执行过程中相关信息、数据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
第二，健全空间规划与发展战略衔接机制。按照“一尊重、五统筹”，充分考虑中国人口演变趋势和城镇体系演变规律，找准并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和突出特点，科学划定城市发展边界，并立足未来场景，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城市空间利用率，逐步实现职住均衡，发展多层次交通网络，提高城市立体绿化水平。充分考虑山区丘陵和平原差异，结合乡村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特点，结合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和交通区位，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不强求整齐划一，不追求步伐统一。遵循“以人为本”理念，加强空间规划和发展战略部门、专家、跨学科的沟通协作，避免城镇化进程被高碳“锁定”。
第三，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大对绿色生产和设备研发的支持力度，推行涵盖上中下游各主体、产供销各环节的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增强绿色食品、着装、住房、载具、用品、旅游等各类绿色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供给能力。完善并强化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标准、认证、标识落实流程，提升绿色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认可度。探索建立绿色消费统计流程与方法，评价绿色消费变化情况，即时解决领域问题。探索搭建面向全国产供销各环节、各主体的绿色消费信息平台。通过绿色消费券、绿色积分、直接补贴、降价降息等方式提升对绿色消费补贴力度。加绿色消费强宣传教育与经验推广。
第四，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强化人工智能在生态产品监测领域的应用，加强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及时全面跟踪生态产品信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推动核算结果与各类生态补偿、交易挂钩。因地制宜发掘区域生态产品独特优势，拓展价值转化渠道，打造开发运营品牌，开发特色生态产品经营模式。完善纵向补偿、横向补偿、市场补偿生态保护补偿指标、资金分配与风险分担规则，避免各主体、各环节、各地域间补偿不科学、不规范、不稳定现象。
第五，健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进机制。中央有关部门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考虑地方发展特点，建立适度弹性和差异化的地方考核指标。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坚持先立后破，立足地方用煤特点，在电力安全保供的前提下，统筹协调有序控煤减煤，加快现役煤电机组“三改联动”。积极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加强绿电、绿证、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加快构建全国能源大数据平台，挖掘能源数据价值，增强能源产供储销信息流通，保障各环节高效协调。加快建设智能电网、微电网、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项目，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商业新模式新业态。
第六，健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机制。设立国家级、省市级数字化绿色化的协调机构或工作组，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效果，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管理。设立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相关项目的研究、开发、推广与实施。优先支持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绿色化数字化转型。鼓励和支持数据中心与新能源、储能设施的集成发展，特别是在资源条件相对丰富的西部地区，加强东西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第七，健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机制。通过绿色低碳发展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普通股权资本、商业银行资金投资等方式，加强对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化发展，推动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建立绿色科技园区、创新基地。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转让、技术授权、专利拍卖、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托管与质押融资等交易模式，引导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绿色低碳成果转化平台，引导以市场竞争方式推动成果推广，提升企业创新源动力。
第八，健全国际合作机制。依托 “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等战略合作平台，推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绿色低碳技术、人才的交流和合作，加强风能、太阳能、氢能和储能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合作。推动建设全球性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全球标准。加强绿色财税政策、绿色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推动设立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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